综合起来看，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可以普遍适用的方式，应该包括：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特别调查、对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

在规范上如何评价这两个主体和行为，形塑了单位违法双罚制构成要件的规范模式。这具体包括合规体系的制定和执行两个方面。

这就是，有关单位成员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单位陷入违法境地，却希望、追求或放任该结果的发生。例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1）条规定：作为经营场所的所有人，故意或过失不采取为在经营场所或企业中防止产生违背义务行为而必要的监督措施，并且此种监督义务是作为所有人应当履行的、倘若违背即应受到刑罚或罚款处罚的，则在应为之监督下本可防止的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上述违背监督义务的行为即为违反秩序行为。[41]这是一种比较公正且务实的思路，并与实证法规定有所契合。[44]典型的立法例，参见《水污染防治法》第92、94条，《食品安全法》第123、135、138、139条，《药品管理法》第122-126条，《反恐怖主义法》83-88条，《消防法》第65、69条，《网络安全法》第61-69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73条，《证券法》第180-185条，《保险法》第160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5条。文章来源：《法学》2020年第8期。

3.合法抗辩：期待可能性。在现代单位业务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诸如职能机构主管、业务总监等中层管理人员被授予大幅度的裁量权，代表权人很多时候只是确定基本的方针，并不直接指挥和监督具体的业务。但课责应受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决议中每位参与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思单独行使权利，故在违法决议中投反对票的成员，因不具有违法故意而无责任。

第二，必要性阶段：必须在能够实现目的的手段中选择最温和的手段，亦即对基本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单位在制定合规体系时，既可遵循广义的合规标准，也可采取狭义的合规标准。在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2015〕0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行政机关查明违法企业地面除尘站存在夜间不正常运行的情况，并认为地面除尘站主任刘某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除了把合规指令直接作为一种处罚责任方式外，还可将合规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强化单位推行合规管理的内生动力。

实践中，单位犯罪领域已经出现运用策略性犯意的判例，可资行政处罚借鉴。其中，管理性犯意和复合性犯意其实都建立在已被摒弃的法人拟制说之上，其本质是将单位的主观状态诉诸成员意志，否定了单位的独立法律人格，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单位主观过错。

[31]同前注[29]，Brent Fisse文，第1191页。单位违法涉及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罚款的后果可能从两个方向溢出单位自身界限而造成负外部性。这在理论上被称为双罚制。否则，就不属于对当事人损益最小的手段而有违必要性原则。

因此，除了符合单位违法中成员应受处罚的一般构成要件外，处罚政策上还应从身份层面对应受处罚的成员范围予以限缩，以免牵连过广。熊选国、牛克乾：《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90-97页。若在行政处罚中重构普遍适用的双罚制模式，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将消耗巨量立法成本，还会损及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正如日本刑法学者佐伯仁志所指出的，处罚单位的目的是通过影响法人组织体的意思决定过程来抑制犯罪……处罚法人的依据不是个人抑制模式，而应该是组织抑制模式。

[64]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行终162号行政判决书。[70]同前注[39]，郑冲文，第89页。

[57]之所以将具备合规体系作为免除或减轻单位处罚责任的依据，是因其是单位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一种标识，而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是区分违法以及责任大小的重要标准。喻少如：《论单位违法责任的处罚模式及其〈行政处罚法〉的完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89页。

[38]因此，如果决议行为导致单位违法，参与决议的部分单位成员就应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并且，成员的违法行为依附于单位，对成员责任的追究以单位责任的成立为前提，成员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是单位构成要件的逻辑延伸，其规范结构表现为单位一般要件+成员特殊要件的复合形态[18]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合宪性审查标准的中国化与体系化（19AFX005）的阶段性成果。法国宪法委员会早期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法律机构，除了其组成人员之外，很大原因在于法国宪法委员会审理案件的程序不同于法院。也就是说，无论是抽象规范审查，还是宪法诉愿，德国模式都是带有政治性的。

mootness是指争议性，必须是争议尚未解决的问题。多份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反复提出，审查的手段是纠正，落实有错必纠。

限制最小是比例原则中必要性原则的具体运用，要求政府在所有的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上必须采取侵害最小的方法。许崇德教授认为，地方人大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职权受三方面制约：其一，宪法没有进入诉讼，更没有建立其宪法诉讼制度，省人大无法要求同级和所属的县、市、区的个各级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适用宪法。

无论撤销、修改、废止、停止适用等属于立法行为，其实质是无效，其具体含义是不再实施、执行和适用。其四，不藐视其它机关就不可能裁决案件（the impossibility of deciding the case without disrespecting the other branches），指如果裁决案件须冒犯其它机关，即如果一项司法裁决须冒犯其它机关才能作出，等于违反权力分工。

[①] 参见郑贤君：《作为政治审查的合宪性审查》，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早在制宪之初，这一问题就得到充分讨论，并体现在宪法中，这就是美国联邦宪法对司法权的规定，即适合法院管辖的必须是案件或者争议。合宪性审查的目的是保障宪法权威、维护法治的统一。通过这一过程，不相关的规范、解释可能和事实被一步步地排除出去。

其二，对修正案笼统的规定具体化。郑贤君：《宪法解释：监督宪法实施之匙》，载《人民法治》2015年第Z1期。

允许国会以简单多数对宪法解释问题有最终决定权，这是与宪法体制根本不相容的。这类案件不是单纯的界定赌博等刑事案件，而是宪法案件，不应由地方陪审团决定何为淫秽。

反观美国，不仅法院拒绝提供咨询，而且美国任何一家法院，无论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哪一审级，都有权审理宪法诉讼，联邦最高法院只是作为宪法案件的最后审级。即，国会只能顺着宪法规定扩大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不能缩小、弱化基本权利。

法院审理案件采用的是诉讼程序。[②] See Thomas E.Baker, Jerre S.Will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Thomson/West 2003, p65. [③] Baker v. Carr, 369 U.S. 186（1962）. [④]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所谓法律适用，通常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运用法律处理案件、解决纠纷的活动，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判断是非曲直的过程。就约束立法权而言，我国宪法理论与现实与西方国家不同。

这是一种抽象的规范分析，类似于美国的on its face，以及德国抽象的违宪审查。这样的法律可能使被保护的表达受到阻挠和压制。

评论家认为，淫秽是一个结论，而非前提。[14]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之列，2019年本案审查报告再次重申指一点。

后者是指宪法诉讼允许对一项法律进行抽象的质疑，因该法本身模糊、过宽或者没有限制最小。2017年12月24日、2018年12月26日、201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当年度的备案审查情况工作报告[12]（以下简称备案审查工作报告）。